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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我们该若何面对中国汗青上的灿烂与漆黑?

来源: | 2018-01-10 12:11:45 | 人气:

导读: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资料图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

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中国王朝更替爆发战乱导致人口损失一览

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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